《追风筝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小说中的角色、际遇和心理活动投射到读者的阅读体验乃至个人经历中，是因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有其难以匹敌的叙事技巧和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

　　我无意将《追风筝的人》言过其实地吹嘘成为无懈可击的文学经典。实际上，阻碍这本书成为经典作品的是原文的语言水平。

　　《追风筝的人》的主角是阿米尔，侨居美国的阿富汗人，年近不惑。2001年夏天，阿米尔接到父亲拉辛汗的电话。拉辛汗行将就木，乞求阿米尔赴巴基斯坦见他最后一面。这个电话让阿米尔回忆起童年的玩伴哈桑。

　　阿米尔的父亲是喀布尔屈指可数的富商巨贾，而哈桑是仆人阿里的儿子。阿米尔是普什图人，聪慧过人，性格软弱；哈桑是哈扎拉人，目不识丁，勇敢正直。然而他们从小一起长大，由于两人都自小没有母亲，甚至还由同一个奶妈哺乳。他们跨越了社会的、种族的、宗教的区隔，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但社会地位、宗教和种族却时刻阻碍他们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无论如何，他们共同度过了11年的美好时光。

　　12岁那年，阿米尔和哈桑参加了阿富汗传统的斗风筝比赛。阿米尔将对手统统打败，成为最后那只在天空中翱翔的风筝的主人。而要赢得最终的胜利，还必须追到被他最后割断的风筝。哈桑是当地最出色的追风筝高手，他替阿米尔去追，他承诺阿米尔要追到：“为你，千千万万遍”。风筝追到了，哈桑却惨遭横祸……

　　《追风筝的人》虽然也穿插了部分爱情描写，但本质上是一部关于亲情和友谊的小说。自2003年出版以来，几乎囊括英语世界所有文学新人奖，迄今仍停留在《纽约时报》平装本小说排行榜上，并且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是什么让这本书如此跨越文化、跨越种族，深深地打动全世界各地亿万读者的心呢？

　　那是因为，在《追风筝的人》中，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正直、善良、诚实。“追风筝的人”既是哈桑，也是阿米尔，更是我们每个人。对阿米尔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才能成为他自我期许的阿米尔。

　　我们被《追风筝的人》打动，我们为哈桑的悲惨遭遇伤心欲绝，我们为阿米尔的犹豫不决痛心疾首，我们为“爸爸”的能屈能伸暗自赞叹，并且我们最终为阿米尔终于追到了他的风筝庆幸不已，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尚未追到的风筝吗？

　　我们从来不缺乏说教的作家，我们也从来不缺乏给人希望的、煽情的故事，毕竟，如今国内海外不是有那么多入流或未入流的作者，世事洞明或为赋新词地写出欢天喜地或撕心裂肺的拙劣或者精致的文字，试图从我们口袋里掏钱吗？但《追风筝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小说中的角色、际遇和心理活动投射到读者的阅读体验乃至个人经历中，是因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有其难以匹敌的叙事技巧和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

　　单纯从叙事技巧上看，很难相信《追风筝的人》是卡勒德·胡塞尼的处女作。书中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句子，每个场景，乃至每句对话，都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线。阿米尔的父亲在种花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勃然大怒原来是因为后来揭露的惊天秘密；在巴基斯坦某个茶馆看到的桌子却原来暗示了阿米尔后来免于一死的契机。我们不断阅读，不断产生疑问，不断恍然大悟；而这种阅读过程中的瞻前顾后，使得这本20余万字的小说浑然一体，一旦看了个开头，就再也放不下。

　　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以脱离时代背景而不朽，《追风筝的人》也一样。如果卡勒德·胡塞尼只是把小说局限在几个人的恩怨情仇上，那么《追风筝的人》立即就会沦为无病呻吟的失败之作。在小说中，胡塞尼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阿富汗。阿富汗君主制的终结、塔利班当权、“9·11”事件等等，无不天衣无缝地融合为小说人物的生活背景。我们从中看到了文化和文化的融合，看到了个人感情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生活世界，看到了时代的节奏和变迁。

　　在这里，我没有意图将《追风筝的人》言过其实地吹嘘成为无懈可击的文学经典。实际上，阻碍这本书成为经典作品的是原文的语言水平。胡塞尼的英文称得上流畅，但词汇贫乏，句子简单，甚至不时出现病句。而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永远是不能够被忽略的。同样是寓居美国的外裔人士，较之于纳博科夫的诡谲万端和繁复异常，较之于库切的返璞归真和大巧若拙，胡塞尼的英文水平显得如同小学生那样幼稚。这也是《追风筝的人》唯一为人诟病的所在。

　　剩下的，还是交给《追风筝的人》，让文本自己说话。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风筝，无论它是什么，希望读者在看完《追风筝的人》之后，都能够勇敢地追。

■李继宏